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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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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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海峡两岸说法迥异，大陆评价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而台湾则认为张学良是犯上作乱，千古罪人。两方的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同。并且这其中又掺杂了一些虚假的说词，更让西安事变的真相扑朔迷离了。

比如对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国共两方都说张是要逼蒋抗日。但国民党早在1935年的五中全会上就确定了政府的重心将由剿共转移到抗日上来，并且国府正在积极寻求与苏联改善关系，争取获得苏联的援助来抵抗日本。张学良杨虎城对这些当然不会不知道。所以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目就肯定不是逼蒋抗日，因为蒋的南京政府本来就在积极准备抗日，何须张杨去逼呢？

大陆持这种说法可以理解，有趣的是，就连国民党都默认了这种说法。蒋介石在事后发表的《西安半月记》里宣称，张学良原来不知道他的抗日的秘密计划，以为他不愿意抗日，待到把他抓起来后，看了他的日记和重要文件，方才如梦初醒，得知委员长原来早就在秘密准备抗日大计，为委员长的“伟大人格”感动，幡然悔悟，在蒋面前泪流满面，说他自己觉得确实无人格。

据说，张还责备蒋，说蒋过去对部下太过缄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既然如此，蒋后来获释，当然也就是“伟大人格”的胜利了。

蒋委员长撒这种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如果承认张学良不是出于抗日，而是为了搞割据把他抓起来，那么，他后来被释放当然就只可能是因为贪生怕死，屈服于武力劫持他的暴徒。这难免有损于“领袖之伟大人格”，他以后就再也没脸充当全国领袖了。

这个逻辑确实冠冕堂皇，只是苦了捉刀代笔的文胆布雷先生，传说为杜撰这《西安半月记》，陈布雷居然戳秃了好几支毛笔。而蒋夫人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记载的一些枝节又与蒋先生的有所不同。

国共两党对这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的解释出现了难得的一致，至少对张学良而言，双方都认为他发动西安事变就是为了逼蒋抗日。

那么，大陆和台湾之外的其他地域的西安事变亲历者是如何说的呢？张国焘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香港写下了《我的回忆》，他是西安事变发生前后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其回忆录对西安事变的描述应该不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张国焘是这样评价当时的张学良的：

“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西北为根据，与蒋介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单独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才有前途。他最重视我们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他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我的回忆》）

联蒋抗日，这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反蒋抗日，则属于敌我矛盾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陕北同志与张学良的联盟秘密建立起来了。陕北电告决与张学良共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并指出张有英雄主义色彩，主张抗日反蒋并重，企图成为抗日的唯一领袖。陕北的同志们认为这种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所成就，莫斯科也将会赞同。”（同上）

也就是说西安事变发生前，张学良是准备要反蒋抗日的，为何西安事变后来又变成逼蒋抗日甚至拥蒋抗日了呢？这是因为莫斯科认为张学良作为中国的抗日领袖份量不够，而刚被蒋平定的两广事变证明蒋介石才是中国最具实力的领导人。张学良捉了蒋介石，要反蒋，势必引发中国大规模内战，而从中获利最大的就是日本。两广事变背后也是日本在支持。考虑到苏联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斯大林态度坚决，莫斯科申明反对张学良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并要求中共必须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利用此次机会实施国共合作，联蒋抗日。

张学良非常清楚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他的反蒋抗日只能是镜花水月，于是迅速掉头表示要拥蒋抗日，并亲送蒋会南京，以示诚意。

DMCA / ABUSE REPORT | TOP Posted: 10-11 13:10 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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